究竟中國風水的發生發展的曆史如何呢?白龍王許大師今天簡單敘述中國風水史綱，供朋友們參考。
風水發源於中國，它和《易經》關系密切。《易經》是中國的一部最為偉大的書。要研究中國的學問，談中國的文化，不能不研究《易經》。中國文化思想的深厚、廣大及細密，其一切思想哲學基礎都與《易經》息息相關。《易經》應用於天道，例如天幹、地支、氣象與節氣;應用於地道，大地、山川、河湖、道路、城鎮、村落與住宅;應用於人道，人們的倫理觀念與行為准則等。
陰陽、五行是《易經》的基礎。風水這門選擇、布建人們生活環境的學問，是以《易經》為其理論基礎的，用《易經》的觀念來指導人們選擇、布局和建造周圍的環境。認為人要配合天、效法天才能興盛發展。違背天理人情，違背自然法則就會失敗遭殃。所以風水在選擇與布建生活環境時，總是要把城市、村落、住宅等與天象結合起來。“法天象地”,力求“天助、人助”。“萬物兼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”,使人和周圍的生活環境、氣候、天象、動植物、地形等達到協和、共進、互助的關系。從而達到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天人相助”而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”的境地。
殷周：萌芽時期
“風水”一語，最早見於托名晉郭璞所作的《葬經》，其雲：“氣乘風則散，界水則止，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謂之風水。風水之法，得水為上，藏風次之。”可見，風水本是古代相地術的兩大要素，它的核心是人們對居住環境進行選擇和處理。
到了殷周時期，已經開始了有文字記載的相地活動。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的關於建築的卜辭，如作邑、作案、作宗廟、作宮室、作塘等等。
早在原始社會，先民就知擇地而居。《墨子·辭過》雲：“古之民，未知為富室時，就陵阜而居，允而處。”所謂陵阜，就是河流的台階地帶。許多考古遺址都是在靠近水邊的土坡上發現。先民生活在這樣的地帶，容易取水和捕魚，也不會受到洪水的淹沒。這正是後世風水師提倡的“近水而居”原則。
從考古發現的住宅看，位於氵產河右岸台階地帶的新石器時代坡遺址，幾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，這樣可以取得冬暖夏涼的效果。這正是後世風水師提倡的“子午向”原則，歸納考古發現的遺址，先民對住宿的要求是，地勢要取坡度台階地;地形要選在河床邊;土質要幹燥.地基要堅實;水源要充足;水質要純淨;變通要方便;四周要有林木;環境要幽雅。這些條件都要通過相地才能達到，後世風水師很推崇這一套。
進入階級社會後，相地知識就豐富多了。
從甲骨卜辭和《詩經》看，商周時代已經對地形及水文有了明確的劃分。陸地分成山、阜、丘、原、陵、岡;河床地帶分為兆、廠、渚、滸、淡;水域類型有川、泉、河、澗、沼、澤、江、汜、沱、等。
《尚書·禹貢》是我國第一部區域地理專著，它以天然的山川、河流、海岸為界，將疆域劃分為九個大的自然區，稱為九州島。又按照我國地勢西高東低的特點，記述了黃河、淮河、長江三大流域間的二十多座山嶺，為後世風水師的“龍脈說”提供了依據。
《山海經》是我國第一部堪稱上古地理百科全書的文獻。它由《山經》、《海經》、《大荒經》三部分組成。《山經》又稱《五藏山經》，它依東南西北中方位，記述了447座山，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山嶽地理專著。《山經》記載了神秘的山穴，如《南山經》有“南禺之山……其下多水，有穴焉。水春則入，夏乃出，冬則閉。”
《管子》一書的《地員》《地度》《地數》等篇目是傑出的地學論文。《地員篇》論述了地勢、地形、土壤、水文，並以“五土配五音”，後來發展為“五音五行”的風水觀念。《地數》記述了土地表層與裏層的相應關系，指出“山上有赭者，其下有鐵;上有鉛者，其下有銀。”“上有丹沙者，其下有注金;上有慈石者，其下有銅金。”土地的表裏關系，正是後世風水師所想探討的。
《周禮》一書記載了與風水密切相關的土宜法，《司徒》篇雲：”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，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，以阜人民，以蕃鳥獸，以毓草木。”這就是說，以各種土地適宜於各類人民、鳥獸、草木的法則，辨別十二土地區域中各物名號，占視人民的居處，知道趨利避害，使人民旺盛，使鳥獸繁殖，使草木生長。
林尹在《周禮今注今譯》中，結合風水觀念說：“十二土，古王者封國時應天上星宿之位分為十二。《春官?保章氏》以星辨九州島之地，鄭注雲：大界則曰九州島，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有分焉，其書亡矣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，度非古數也，今其存可言者，十二次之分也。星紀，吳越也。玄枵，齊也。{女取}訾，衛也。降婁，魯也。大梁，趙也。實沈，晉也。鶉首，秦也。鶉火，周也。鶉尾，楚也。壽星，鄭也。大火，宋也。析木，燕也。按十二土謂應天上星而分之十二土地區域也。”
不僅《周禮》有此記載，《逸周書?度訓》亦雲：“土宜天時，百物行治。”可見，“土宜”在先秦是通行的術語和方法。後世的風水先生很推崇土宜法，宣揚天地對應觀念，將天上的十二次與地面區域附會，劃分十二區域，作為判別吉凶的依據。可見，殷周先秦的相地知識為風水術的產生提供了前提。
秦漢：形成時期
而風水術的形成時期卻是秦漢時期。白龍王許大師認為，通常將這一時期分為兩個階段，即秦代和西漢時期。
秦代有了地脈觀念，秦代營建了巨大的土木工程。有陽宅阿房宮，又有陰宅始皇塚。阿房宮占地近三百裏，離宮別館遍布在山穀，以南山為宮門，以樊川做池子，阿房前殿可坐近萬人。始皇塚動用七十萬民夫，挖空了驪山，穿透了三重息壤，規模之大，真可謂空前絕後。這兩大工程的實施，說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。
在這個時期內，大規模的宮室營建為風水術的形成造成了物質前提。董仲舒的陰陽五行學說和孟喜、京房等人的易學理論為風水以及一切術數提供了理論與方法。特別是東漢神學思潮使得建築中各種禁忌與迷信越發盛行，如“起宅蓋房必擇日”，“太歲頭上不能動土”已成為陽宅建築中應遵循的重要規則。
此時，陰宅風水理論也在漸漸形成。例如韓信年輕時，母親死，家裏窮，不能在村墓中葬母，就擇高敞地葬母。後來他功成名就，封為楚王。秦末另有李仲翔祖葬城紀，他三次夢見有人告訴他，葬地的山形如川字，法當戰死。仲翔不信，漢初果戰於狄道而死。
與風水活動頻繁的同時，秦漢時期還出現了一批有關風水的專著，如《堪輿金匱》、《宮宅地形》、《周公卜宅經》、《圖宅術》、《大衍元基》、《葬曆》等等。這表明，秦漢時期風水術已經完成了從實踐到理論的形成過程，也可以稱為風水學了。
隋唐：傳播時期
隋唐時期，隋宰相楊恭仁准備仁祖輩的葬地，請了海內有名的相地家卜地，這些人各有一套，楊恭仁不知聽誰的好。他就密派人回家鄉取葬地四角的土各一鬥，並在曆書上寫著地的形勢。相地家們都沒說准。有個叫舒綽的說：“此土五尺外有五穀，得其一即是福地，世為公侯。”楊恭仁請舒綽到其地察看，挖地七尺，果然發現一洞穴，貯藏七八鬥粟，這裏原是粟田，蟻啄而成穴。楊恭仁於是重賞了舒綽。
到了唐代，相地活動與風水術日益分化，風水術側重於看墳地，迷信色彩十分嚴重。據《通典》卷138引《開元禮》記載，唐代不論是官人還是庶人，只要死了，都要擇地擇日下葬，這成為一種很普遍的習俗。唐代還設有司天監，監裏的官員都懂風水術。
宋朝：興盛時期
宋代真正到達風水術盛行的時代，宋徽宗就是一個很相信風水的皇帝。他原先沒有兒子，有個叫劉混康的術士告訴他，京師西北隅地勢過低，如培築增高，當得多男之喜。徽宗就命令大興土木，疊起岡阜，高約數仍，後來果然得了兒子。徽宗就更加相信風水術了，改築延福宮，又命靈素擇地，修建上清寶篆宮，勞民傷財，導致國庫空虛、國力下降，政權衰敗。
在宋朝，葬地的好壞，被認為與吉凶有關。宋人認為舊墳地不宜葬。錢希白《小說》記載宋初，錢文炳的妻子死了，炳從小精於相地術，就在報恩院側的松林中選得一穴，有個僧人告訴他這裏已有古聖賢葬於此，不可重新營葬。文炳不從，掘地發現數重石板，石中飛出一枚黑蜂對著文炳的右眉一螫，文炳頭腫如鬥，當晚身亡。
但風水寶地不是人人都可享受的，土地各有其主。《夷志堅》敘述陳魏公父墓說，福建莆田有一塊富民的葬地，富民葬此處，子孫都病了。有個風水師說，這塊地應當賣掉才會斷除病根。後來，富民按風水師的意見賣了地，子孫的病就好了，而買地的一家不僅不病，還當上了宰相，風水師說這是地得其主。
明清：泛濫時期
但到了明清時代，風水術開始泛濫。明太祖朱元璋建都金陵(南京)，為都城的風水花了不少精力。金陵城外諸山，都面向城內，有朝拱之意。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門外的花山，背對城垣，獨無拱衛之意，朱元璋為此悵然不樂。傳說他命刑部帶著刑具，將牛首山痛打一百棍，又於形象如牛首處鑿石數孔，用鐵索鎖轉，使之形勢向內。又讓人在花山肆行采樵，不讓有翠微生色。
後來，明成祖還是把都城遷到北京。在營建北京的過程中，始終是按照風水觀念進行的。如天壇圓丘西北有座坐西朝東的齋宮，其朝向很特別，與傳統的坐北朝南不一樣。這是因為，當時的人認為，皇帝到天壇祭天，蒼天是父，皇帝是天子，兒子在父親面前不能坐北朝南(居尊)，否則違背了禮制。甚至齋宮的瓦都不能用黃色，而應用綠琉璃瓦，以示區別。
清王朝對陽宅建築也是很講究的。如頤和園的排雲殿就是風水極佳之處。排雲殿的位置處於從佛香閣至“雲輝玉宇”牌樓中軸線的中間，有神物保枯，穩居其中，取太平吉祥之意。殿中大廈上寫著“蕃厘經緯”“永固鴻基”。殿名是根據風水術祖師郭璞的詩“神仙排雲出，但見金銀台”中的“排雲”二字命名。排雲殿傍山依水，背靠蒼翠的萬壽山，面朝碧綠的昆明湖。慈禧太後的六十、七十兩次慶壽都在此地舉行。
不僅帝王之家注重風水，民間也普遍講究風水，以士人為重。《儒林外史》記載，范進的母親死後，范進請陰陽先生寫七單。當時的陰陽先生是專替喪家推算殮葬日辰，看風水，相地脈，替人家選擇吉日的職業術士。七單是記載死者入鹼時辰，觸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單子。為“謝風水”，范進花了不少銀子。陰陽先生說當年山向不利，只好把棺材擱在家裏不葬。終日打聽風水寶地，以圖得到吉祥的後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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